乘坐南京的地铁有一个好处——所有的乘客都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东方卫报。这份报纸页数不多，信息很少，广告较多，有时候甚至会自己做一些兜售走私护肤品的勾当。即便如此，由于是免费的缘故，每天的发行量还是很可观的。
大约从今年六月份开始，地铁里出现了一些专门回收东方卫报的人。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，女性居多。每天早高峰的时段，他们就守在地铁的出口，向乘客索要报纸。早高峰结束后，他们就背着一大口袋的报纸到废品收购站卖掉。
每天早上，我都会固定的把我手上的报纸送给一位老先生。之所以称呼他作老先生，是因为他每天都戴着一副深咖啡色的大幅墨镜。老先生的年龄估计得有七十岁了。每当有乘客从自动扶梯上来，手里拽着一份报纸的时候，他都会把手伸的长长的向人家索要。这种略带侵略性的方式可能会让一些人不愉快，但是我每天都会把报纸牢牢的抓在手上，直到交到他手里。有时候我禁不住会想，这样的一位老人，他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假设他今年刚好七十岁，那么我们应该从1940年开始猜想。
1940年，他出生了。像其他所有的婴儿一样，他皮肤细腻红润，饿的时候会哭叫着要喝奶，最喜欢在妈妈的怀抱里入睡。此时的神州大地正弥漫着硝烟与战火。他的父母为了逃避日军的侵扰，四处避难，食不果腹。
1950年，他十岁了。虽然还是经常吃不饱饭，但他跟同龄的孩子一样喜欢四处玩耍，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。他父母带着他和他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南京。这个曾经的民国首都，六朝烟粉的香气早已消失不见，取代的是满目疮痍。
1960年，他二十岁了。他顶替他父亲的工厂的岗位，顺利的成为了一名人人羡慕的时代工人。虽然粮食紧缺，但生活在城市的他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，日子还是能过的下去的。他顺利的娶了一位和他在一个厂的女性，组建了家庭，住进了单位分的小套房。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甚至开始筹划着入党。
1970年，他三十岁了。文化大革命正进行的如火如荼。他加入了红卫兵，参加武斗，批斗干部。作为积极分子，他受到了红卫兵领导的赞赏。他还坐火车去了北京，见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。
1980年，他四十岁了。在文革中与他结怨的一个人做了工厂的领导，因此即使他的技术能力很强，也没有得到提升的机会。但他也安于现状，只想平平淡淡的继续他的生活。他的孩子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。和传统中国的父母一样，他想尽办法帮他的孩子谋了一个在工厂的差事。
1990年，他五十岁了。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在席卷华夏。他周围的一些同事，朋友开始下海，经商。有的发了大财，有的血本无归。他羡慕那些发财的人，但又无法下定决心也去效仿他们。他觉得自己年龄也大了，就等着退休安享晚年了。
2000年，他六十岁了。2年前，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。所有的资产被廉价卖给了私人。他曾经报以希望的退休待遇全部被一纸买断工龄打破了。他拿着2万块钱，不知道自己下面该怎么办。
2010年，他七十岁了，生活的压力依然沉重。他的孩子因为单位效益不好，没有办法给他更多的资助。他的孙子也到了读大学的年龄，昂贵的学费，高企的房价让他五十岁的孩子依然疲于奔命。有一天闲逛的时候，他偶尔发现地铁里有人收报纸然后卖掉。他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营生，于是也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。只是每天他都戴着大幅的墨镜，不想让旁人看到他眼睛里的不安。
40年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？我们是否也会像这位老先生一样被时代的浪潮所抛弃？
